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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确实是巨头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还在以每年6%以上的速度在增长，美国是年均2%，最近的速度可能又高了。但是时间对我们是有利的，美国最怕的就是这样发展下去的时间。但是我并不认为贸易等很多问题大家是双输的，我认为是可以实现共赢的。国际贸易问题大家一定是双赢，只不过它带有强烈收入分配效应。
对于我们而言，我觉得我们是要稳住，做好自己的事情。老一辈教给我们的东西不要丢了，就是韬光养晦、闷头发大财。
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天然是为强者制定的，不要试图去挑战它。当哪天我们强大起来以后，自然地就对你有利，但前提也要更加的开放，更加的改革，你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能够得到世界的认同，你自然而然都得到相对的地位。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我有三个基本判断：具有长期性或者是严峻性；这是以贸易保护主义之名的遏制；我们最好的应对就是改革开放，没有别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
人口红利
中国最大的人口红利来自于1962到1976年。
对经济形势的看法。
2009年，当时我刚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在国内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经济可能永远告别了高增长的时代，中国经济要增长阶段转化，增速换挡。
为什么要增速换挡？简单来讲就是人口红利的渐行渐远，我们必须由要素投入型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关于中国人口、经济，为什么高增长？用模型来讲叫资本劳动技术，或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好的制度，释放了人创造财富的能力。
大家记住中国最大的人口红利来自于1962到1976年的婴儿潮。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很多特点与这批人有关。
简单来讲，中国过去高增长就是这一批人年轻时干出来的。最近我们说的老龄化，其实就是这一批人年龄渐长。过去20年是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就是这一批人结婚生子要买房。
人，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才是所有消费升级的根本趋势。
1962到1976年出生的这一批人，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很多主要特点。1962到1976年的这一批人在90年代，二三十岁，当打之年，人多，年轻，便宜，再加上改革，中国肯定高增长。
灯光节晚上，花城广场人员非常密集，疏散难度大，在这样一个紧密的空间内，从风险管理学的角度来看，风险是非常大。“风险源包括电力安全、人员疏散、刑事案件出现等。”他说，对于这些风险，必须要提前做好风险预案，还需要做人员疏散的演习。
其次是如果风险出现，要能够及时地响应，包括主办方、公安、武警等各方面要能够良好地联动，而不能只是仅靠单方面的力量。
“灯光节那天花城广场人流涌动，无法及时疏散，这可能暴露出主办方对风险预估偏低了，而且没有良好的响应措施，快速疏散人群。”韦小鸿说。
“人实在太多，有安全隐患，让灯光节喊停也是一种应急预案。”胡刚也表示，但如果把应急预案做在前面，提前预判会存在哪些风险，然后采取措施，主办方的处境会主动很多。
此外，有学者指出，日常大型集会的安全演习也要列入城市管理的常态中，这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城市管理智能化和风险管理意识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