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雷履泰们，100年前开创了日升昌票号的山西，面对煤炭大省的产业升级，多了些落寞。
今年一季度山西省GDP负增长8.1%，上半年GDP负增长4.4%，成为全国唯一的上半年连续两个季度GDP负增长的省份。
有学者指出，山西的“负增长”，煤炭企业的重组、关闭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与该省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此相关，诉诸资源战略和资源安全战略，山西开始转型。而在转型相关的资金链条上，银行垒大户和发力慢半拍，成为山西上半年资金诉求上的两大特征。
前者导致数家国有大型煤企腰包鼓鼓，而500家小煤老板亟须贷款无果，后者导致山西在宏观调控周波中失利于中部省份。其中关键点正是山西一煤独大的特性，以及因之被拉长的融资审批链条，和多年积习的存差扩大化。
山西金融需要复活，山西产业转型需要更大的诉求。否则，信贷风险也会随之而至，中小企业融资瓶颈更是无从纾解。
1. 500家煤老板贷款饥渴症
上半年，在各地一片火热的GDP竞赛中，能源大省山西显得多少有些落寞。
据山西省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继一季度GDP出现-8.1的负增长后，山西省上半年GDP增长仅为-4.4%，成为全国唯一的上半年连续两个季度GDP负增长的省份。不仅如此，山西省工业增加值也已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其中5、6月份分别为-22.5和-17.4。
与GDP数据一样冰冷的，还有众多煤老板的心。
“煤老板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做了近15年煤炭生意，已经习惯了“煤老板”这个称谓的老曹(化名)，想着自家仍未开工的矿井，如此向记者感慨道。
2008年底，老曹在当地晋中市拥有的几处矿井由于无法达到省政府单井产量的要求，不得不被停产、整顿；接下来，等待这些矿井的将是被国有煤炭集团并购整合的命运。
2009年4月中旬，山西省政府提出抓住金融危机的机遇，加快煤炭产业整合步伐；提出到2010年底，全省的矿井数量由原来的1500座减少至1000座，并且矿井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年，煤矿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300万吨/年。
这意味着有500座矿井将在2010年底之前“关停并转”。老曹旗下的几处矿井便是这庞大的500座矿井当中的一员。
眼下，老曹最操心的是，谁来接手？以什么样的方式、价格接手？
事实上，老曹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大。根据山西省的有关政策，担当此次山西煤炭产业大整合的主体只有七家企业，即大同煤矿、山西焦煤、平朔煤业、阳泉煤业、潞安矿业、晋城煤业五大煤炭集团再加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山西煤炭进出口公司。
一家位于省会城市太原的上市煤炭企业A企业，曾向老曹提出过兼并意向。这家2009年上半年曾获得一笔60多亿元银行信贷支持的大型国企，提出的条件却相当苛刻——要求双方成立一家新公司，不过，A企业并不愿从其60亿贷款中出一分钱，以“零价格”持有新成立公司51%的股份；老曹以旗下的矿井作价入股，占新成立公司49%的股份。老曹所获得的补偿条件是，新公司未来几年的利润先归老曹所有。
据记者了解，这种“作价入股”的并购方式，对于国有煤炭集团来说，近乎零成本；却是山西各家煤炭集团此轮产业整合、兼并重组过程中最惯常使用的一种手法。
面对国企提出的苛刻条件，不情愿的老曹也有过别的“自救”办法。
他曾四处游说跟他同样是经营小规模矿井的另外几位民营煤老板，几家初步达成一个相互并购协议；然而，随后并购资金方面又出了问题，用他的话说，很难从银行那里贷到钱。
“民营煤炭企业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贷到款，一旦被国企成功收购，民营企业相当于靠到大企业身上了。贷款主体也相应变更，这样，以国有大型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才更有说服力。这样，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上起到一个变相担保作用。”建行山西分行一位人士向记者分析。
2. 2000亿民间融资困局
20亿元的贷款余额，相对于2000亿元的民间融资贡献微乎其微；而山西省所面临的民间融资难题，关键在于长期以来企业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以及信贷风险补偿担保机制的长期缺位。
事实上，老曹的困境，不单是他一个人的，也不仅仅是煤老板的，而属于山西全省的。
当地一位人行人士也承认，2009年上半年信贷投放大潮中，大企业和重点项目资金相对宽松，但中小企业、薄弱环节贷款却增长缓慢。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研究所所长王宏英称，中小煤矿主日常企业经营融资活动，银行贷款并不是其主要资金来源，更多地依靠当地形成的民间融资市场，简单地说就是几个煤老板之间互相拆借。
本报记者从当地人行系统获得的一份有关山西省民间融资现状的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末，山西省民间融资规模估计在2000亿元左右，占全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33.6%，民间融资规模呈逐年增长态势。从地区分布看，吕梁、忻州、临汾是山西省民间融资最活跃的地区，三地的民间融资余额在全省的占比在60%以上。
上述人行人士分析，山西省金融机构存贷比仅为50%左右，意味着近30%的银行存款存在外流的可能性。而民间资金规模不断扩大对银行存款起到分流作用，一定程度抑制了资金外流。但民间融资的现状也是困局重重。
记者相继走访山西太原、平遥等各县市，以平遥为例，近几年兴起的铸造行业，此次金融危机中几乎遭遇毁灭性打击；而不少铸造企业老板更是深陷债务泥淖，不可自拔。
当地一位民营企业主诉苦，“高利贷高达七八分的利息及月月一结的方式，让资金捉襟见肘的老板们只能眼看着债务滚雪球日渐庞大，不得已跑路。”
民间金融活跃的平遥，早在2005年底就成为山西省小额贷款公司首家试点，目前已成立4家小额贷款公司，然而，小额贷款公司主要针对农户贷款，其相对比较高的利息水平及严格的贷款风险控制措施也让一些民营企业望而生畏。
晋源泰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韩士恭向本报记者提供的《平遥县小额贷款公司2009年6月份经营状况分析》显示，截至2009年6月30日，该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1.8亿元，累计发放户数为1441户；营业利润为205万元。
在相对不错的业绩背后，韩士恭也表达了自己对小贷公司定位问题、融资难、监管不明等等迟迟未能解决的困惑。
据记者获取的山西银行同业汇总数据显示，目前山西省小额贷款公司从2005年由平遥县首家试点开始，到目前为止，山西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扩大到7个市、34个县(市)，共设立74家，注册资本金为42.97亿元，贷款余额达20亿元。
20亿元的贷款余额，相对于2000亿元的民间融资贡献微乎其微；而在上述人行人士眼里，山西省所面临的民间融资难题，关键在于长期以来企业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以及信贷风险补偿担保机制的长期缺位。
据其介绍，山西企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例过低，截至目前，山西27家A股上市公司累计融资645亿元，加上发行H股等方式累计从资本市场融资750亿元左右，全省直接融资比例在10%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
3. 银行垒大户积习
山西银行机构垒大户是长期以来各种因素累积的结果。当地一位国有大行省分行负责人认为，“第一，山西产业结构属于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或者相对过剩行业，导致贷款限制比较多。第二，来自各家银行总行的考核压力。第三，当地同业竞争的压力。你不贷，别的行会贷。”
在山西产业政策大调整的背后，是上半年贷款大投放的超级竞赛。那些政府重点扶持的大型煤焦集团，诸如山西五大煤炭集团，成为当地各家银行争相抢夺的贷款大户。当地金融监管机构调查显示，山西省金融机构前十大户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四成左右。
山西本报记者获取的山西银行同业汇总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分别新增贷款为200亿、90亿、82亿、73亿。四大行信贷投放差别有两点，一个是票据贴现的规模，一个就是针对国企大客户贷款，集中度超过70%。
据不完全统计，工行山西省分行为山西省交通厅投放119个亿，为太原城建和翼侯高速分别投放26亿和12亿，合计157亿，占其非贴贷款新增的83%；中行山西省分行为山西省交通厅投放30个亿，为长济高速和准朔铁路分别投放8亿和6亿，合计44亿，占其非贴贷款新增的94%；农行山西省分行对山西省煤运公司、太钢集团、同煤集团、太二电厂等四个大客户贷款共计24亿元，占其非贴贷款新增的42%。建行也集中向同忻矿井、中车双喜、晋兴能源、国阳新能、左云风电等一批优质大型客户成功进行投放。
尽管各家银行表现各异，但策略大体相当。同时，也与各家分行在其总行系统内部的地位有关。
工行山西分行2009年上半年新增贷款200亿元，成为投放最多的金融机构，同时，由于山西工行在全国工行系统里排名很高，相对强势，因此信贷审批效率上也比较高；相比之下，建设银行总行风险偏好在四大行中最低的，也直接影响到山西分行的一些信贷审批。
建行省分行一笔对省交通厅的贷款，便是由于总行批复较晚下达，使得其无法实现对交通厅的贷款投放。因此，上半年，建行省分行单户投放最大贷款额度仅为4.5亿元，与同业差距明显。
山西银行机构垒大户，贷款集中度过高是长期以来各种因素累积的结果。当地一位国有大行省分行负责人认为，“第一，政策限制多。山西产业结构属于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或者相对过剩行业，导致贷款限制比较多，符合国家信贷审核标准和贷款资格的一般都是大型国企。第二，来自各家银行总行的考核压力，拼大户成为各家银行现实选择。第三，当地同业竞争的压力。你不贷，别的行会贷。”
山西全省整个产业结构几乎都与煤炭有关，产业结构中受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山西几乎都有所涉及，包括煤、铁、焦、电四大主导产业及主导产业衍生出来的焦化、洗煤、生铁、电解铝、氧化铝、煤化工等行业。
“这种‘限制性’色彩浓重的产业结构，使得银行和企业很难享受到优惠待遇。”建行山西分行某负责人向本报记者分析称，“在山西做银行，机会很多，风险很大。第一，限制性条件很多；第二，风险也很高。第三，从总行的角度考虑问题时，总行在各种资源的配置上包括贷款手续、贷款规模、项目资源、审批程序上都会有所收紧。”
他称，“山西相对风险高，带来的不良率就高，总行给分行的贷款授权相对就比较小。同样的项目在其他省分行马上就批了，对山西可能就得分两三次批，还要加上很多限制条件。”
多种因素使得各家银行山西分行获得的授权贷款额度比较低。“且同样资质的客户，在山西只能获得8个亿的贷款，在其他省份能获得20个亿的贷款。”建行一位人士说。
该人士感叹道，多少年了，每一次信贷结构调整，每一次信贷政策收紧，每一次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山西都首当其冲。
这一次经济周期调整，山西省也不例外。在王宏英眼里，上半年山西省连续两个季度GDP负增长，是正常现象，不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观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波动的周期，再结合山西的情形就会发现，增长周期启动时，山西比全国要率先启动；达到高峰时，山西往往在全国之前；但是回暖的时候往往是在全国之后。全国往上涨的时候山西比全国涨得高，全国往下跌的时候山西要比全国跌得深。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导致了经济波动很大，经济转型往往也是被动的、刚性的。”王宏英分析。
放到信贷政策上，这种滞后性同样适用；上半年山西省全省创历史的1300亿新增贷款投放，也不过是看起来很美。
4. 被拉长的融资链条
“山西总比别人慢半拍，基本上二季度的时候才把项目准备好，准备后半年集中投放；但是后半年国家信贷规模有可能收紧。”当地一位银行业人士抱怨道。
山西本报记者获取的山西银行同业汇总数据显示，2009年6月末，山西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大幅增长，余额7360.9亿元，当月新增426.56亿元，增长6.15%，单月新增再创历史新高；比年初增加1318.69亿元，增长21.82%，同比多增887.94亿元，上半年的新增贷款达到去年同期的3.25倍，超过去年全年增量580亿元。
然而，1300亿创纪录的信贷投放，如果横向比较的话，便会相形见绌。
与全国和中部六省相比，山西省贷款无论增量还是增速都相对落后。一季度，山西省贷款增量排全国第24位，贷款增速低于全国水平2.63个百分点；与中部六省和周边省份相比，山西省贷款增量和增速均居末位。
二季度情形同样如此。与上半年全国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7.37万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长34.44%的平均水平相比，山西省21.82%的信贷增长显得黯淡多了。即使是创历史记录的6月份，山西省贷款增速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排21位，居中部六省末位。
慢半拍，是这个中部省份特殊的节奏。
“不要只看到新增贷款比去年多，要与全国其他省份横向比较。”工行山西省分行一位人士称，“信贷增长相对滞后与山西产业结构有关系，山西从来不缺乏大项目，但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结构以及产能过剩，决定了光山西省政府批准是不够的，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环保部许多环节的审批都得通过才行。”
除此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与山西省相关配套政策和配套项目迟迟不到位有关，商业银行实际可投放贷款的大项目并不多。
2008年底，在中央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山西省也推出了总额高达6500亿元的产业振兴规划。随后，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也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山西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山西全省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全省能源基础设施、重大主导产业和重点工程的信贷投入。
然而，“全国来看大量的贷款是在一季度投放出去的，但一季度要投放，那么，至少需要在去年年底，山西省内项目的各种土地、环保、发改委等审批程序就要提前完成。很显然，山西准备不足。”前述人士分析。
上半年山西省信贷投放的机构特点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2009年上半年，全国信贷投放形势是，一、二季度国有大行、股份制行轮流做主力，一季度由于国有大行在争夺国有大项目、大企业客户中具有的绝对优势，使得国有大行成为信贷投放第一波主力军。
然而，山西的情况恰恰相反，股份制商业银行取代国有大行成为2009年一季度贷款投放的主力，一季度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增加较多，净增286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41%。二季度，国有大行才后来居上，共投放224亿元，比股份制银行多投47亿元。
“山西总比别人慢半拍，基本上二季度的时候才把项目准备好，准备后半年集中投放；但是后半年国家信贷规模有可能收紧。”当地一位银行业人士抱怨道。
据当地监管层的一位人士介绍，随着5月份第三批中央项目投资下达，地方配套资金及时跟进，带动了一批城商行加快了贷款投放。二季度地方金融机构共投放158亿元，比一季度多投59亿元。
6月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金融机构上半年信贷投放占比是3.4：3.5：2.2，市场占比大体合理。工行上半年投放200亿元，成为投放最多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和交通银行分别投放191亿元和111亿元，排在机构投放总量的二、三位。
5. 存差扩大隐忧
2008年年中汇报时，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行长毛金明曾表示，山西地方金融业发展不足是存差增长过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山西总比别人慢半拍，基本上二季度的时候才把项目准备好，准备后半年集中投放；但是后半年国家信贷规模有可能收紧。”当地一位银行业人士抱怨道。
据当地监管层的一位人士介绍，随着5月份第三批中央项目投资下达，地方配套资金及时跟进，带动了一批城商行加快了贷款投放。二季度地方金融机构共投放158亿元，比一季度多投59亿元。
6月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金融机构上半年信贷投放占比是3.4：3.5：2.2，市场占比大体合理。工商银行上半年投放200亿元，成为投放最多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和交通银行分别投放191亿元和111亿元，排在机构投放总量的二、三位。
同样慢半拍的表现，还集中在上半年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如火如荼开展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建设上。
据当地银行业人士介绍，山西地方投融资平台主要集中在省会太原、大同两个城市建设改造项目上，主要是工行在做，工行投放到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基本集中在去年，上半年工行曾对太原城建公司提供了一笔总额达26亿元的贷款；另外，国开行在全省各地也搞了一些中小项目；其他商业银行参与的并不多。
“此轮信贷增长狂潮中，山西在观念上并没有跟上。别的大项目都没跟上，更不用说地方平台项目。”当地国有银行某负责人如此解释。
与贷款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山西省长期以来面临存差增长过快、存贷比过低的情况依旧显著。
本报记者获取的山西银行同业汇总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6月底，山西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14752.96亿元，当月新增463.53亿元，增长3.24%；比年初增加1921.32亿元，增长14.97%。同时，受全省重点企业货款回笼好转和派生存款增加的影响，企业存款大幅增加，6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企业存款余额3836.93亿元，当月增加187.17亿元，增长5.13%；比年初增加539.43亿元，增长14.97%。
同时，近年来，山西省存差呈逐年快速增长的态势。2001—2008年7年间，山西省存差净增长782%；从数量上看，总额超过6000亿元，位于全国第6位。截至2009年6月末，山西省金融机构平均存贷比不到50%，远低于全国66%的平均水平。
2008年年中汇报时，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行长毛金明曾表示，山西地方金融业发展不足是存差增长过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是地方金融机构与中央性、输入型金融机构间的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全省金融机构存款中，地方金融机构2544亿元，占比21.4%，中央性、输入型金融机构为9331亿元，占比78.6%。资金来源的局限性制约着资金运用的可能性。贷款投放方面，地方性金融机构贷款1536亿元，存贷比例60.4%，而中央性、输入型金融机构贷款4288亿元，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比例仅为40.2%，低于地方性金融机构20个百分点。
二是地方性金融机构在开户、结算等方面受到诸多政策性限制，很多财政性单位(除乡以下)都不准在地方金融机构开户，同时，重点项目贷款优先考虑了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较少选择地方金融机构。
总之，对于山西这个产业结构相当明显的省份来说，可以用“慢半拍、投大户、低利用率”来概括其在2009年上半年的信贷投放狂潮中的表现。
究其原因，当地一位人行人士分析，首先，山西省经济结构畸重单一，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国内正在存货调整，山西省所产的上游产品存货被动增加或减产、停产，导致了有效信贷需求不足。
其次，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山西省传导过程中存在瓶颈因素。主要表现为土地政策、环保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不够。2009年1－5月份，山西省152项省重点工程项目中，未开工建设和没有投资工作量的重点项目还有57项，占到全部重点工程项目数量的37.5%；累计完成投资316亿元，仅占年度投资计划的21.2%。
“主要原因是土地政策、环保政策与项目进度不匹配，不少重点投资项目由于土地、环评手续办理程序较多，周期较长，效率较低，制约着银行配套资金及时到位。”上述人行人士分析，“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和银行信贷管理与之配套，才能确保有效传导。”
6. 信贷风险暗生
虽然煤炭价格已经逐步回升，但煤炭、钢铁等山西主导产业压在银行业身上的信贷炸弹尚未拆除。同时，在上半年企业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大量的银行信贷投放下去，又有可能引发新的风险。
尽管贷款投向了煤焦大企业，但自2008年10月以来煤焦产品价格的波动，也给这些贷款风险打上了新的问号。当时，山西银行业监管机构分别对全省煤炭、钢铁两大主导产业进行了典型调查，调查认为对银行业机构的影响开始显现。
该调查报告认为，银行的风险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按时还本付息难度增大。截至2008年10月末，大同市煤焦企业应还贷款本金额446494万元，同比增长8.1%，与7月相比增长0.9%；煤焦企业的应付利息额同比增长31.4%；煤焦企业未付利息额同比增长21.3%。
二是，银行现有煤焦企业信贷资金质量下降。截至2008年10月末，大同市煤焦企业不良贷款为38291万元，同比增长10.6%，而同期大同市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下降幅度为10%。煤炭企业的贷款质量呈现下降趋势，新增的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焦化企业。
三是，煤焦企业存款提取量多且频，银行金融机构支付压力加大。
四是，农村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机构经营受到影响。产煤地区农村信用社的企业存款中，煤焦企业存款占绝大多数。由于受政策影响，地方小煤矿和焦化企业大部分处于关停状态，生产资金的流动性大大减弱，贷款风险上升。
五是，民间融资风险加大。据对柳林县67个煤炭企业进行调查，9月末67户企业在金融机构贷款仅为9.3亿元，仅占企业全部负债的13.3%。柳林县大东庄煤矿9月末融入资金总额4700万元，而金融机构贷款仅为800万元，大部分是民间融资。
时至今日，虽然煤炭价格已经逐步回升，但煤炭、钢铁等山西主导产业压在银行业身上的信贷炸弹尚未拆除。同时，在上半年企业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大量的银行信贷投放下去，又有可能引发新的风险。
首先，尽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西省各类煤矿复产、复工矿井共633座，占到全部生产和建设矿井的1/4；但实体经济经营风险向银行信贷风险转移趋势仍在增加。
据当地人行对临汾市农村信用社1826个贷款户的抽样调查，不能按月结息的有924户，贷款金额26.78亿元，占信用社受影响信贷资金总额的60%，导致信用社盈利大幅下降。
其次，贷款高度集中，但没有带来相应的资金利用效率。
据当地一家国有大行人士介绍，2009年上半年，全省70%的贷款垒向基建、能源等大户。另外，山西省上半年贷款呈现出向重点区域集中的态势。在全部贷款中，太原市较年初增加864.4亿元，比贷款投放最少的朔州市多854亿元，占全省贷款增加额66%以上。
据当地银行监管机构的一份报告显示，信贷投放的高度集中，也带来了信贷资金效力降低的问题。报告认为，部分新增贷款没有作用于实体经济。
一是，大量的贷款转化成派生存款。今年3月份曾出现大量派生存款，5月份明显下降，6月份新增贷款中又有150亿转化为派生存款，占全金融机构企业活期存款新增额的75%。
“派生存款大量增加反映了贷款企业的开工率和资金运用不充分。”当地一位国有大行人士分析道。
同时，在扩大内需政策拉动下，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增加导致派生存款增加，如交通银行向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发放30亿元贷款全部形成派生存款，国家开发银行2月投放25.08亿元中有19.45亿元转化为派生存款。
二是，票据融资中虚拟成份较多。部分票据融资并没有真正用于企业短期资金周转，而是用于“套利”。如1－5月份全省票据融资增加171亿元，同比多增124亿元；企业定期存款增加140亿元，同比多增121亿元。
“票据融资增加的同时，企业定期存款也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量票据套利的可能。”上述人士分析。
三是2008年12月底银监会正式放行并购贷款以来，在此轮山西煤炭产业整合升级中，获得巨额银行信贷支持的国有煤炭集团却很少将贷款用做并购。老曹的遭遇便是很好的案例。
·记者手记·
“煤都”累了？
频发的矿难，GDP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煤炭产量被内蒙超越，这让山西省多少有些失落。
但山西也可能造就新的标本，这就是在GDP倒数第一之下，正在催生的前所未有的产业整合。
产业故事的背后，正在大众关注的地区信贷投放。
对于信贷，2009年以来，一轮又一轮的数字猜谜游戏，至今让众多机构人士、银行、媒体乐此不疲；然而，数字背后酝酿的产业故事、宏观晴雨表更值得让人探究。
这次山西调查的意图正在于，试图通过生动的细节和详实的数据，勾勒出山西黯淡的GDP背后所蕴含的产业曲折及信贷故事。
当面对满面憔悴、连声叹息的煤老板们，记者发现，一场金融危机，已经让游戏规则改变了；或许规则早已改变，只是并不为大家熟知而已。
在山西，这个拥有诱人的“黑金”——煤炭，在2003-2008年中国经济飞速增长通道中，诞生过无数个富人、煤老板，以及无数个淘金传奇。
近些年，有关煤老板的种种形象描述、漫画式反讽不计其数，开奔驰悍马、镶金牙、穿布鞋……一副十足的暴发相；然而，十年后，时代变了，想要开矿越来越难，从年产量10万吨升级到30万吨，再升级到60万、90万吨；到最后煤老板不得不接受国有大集团伸出的“施舍”之手。
山西省这轮煤炭产业整合兼并重组，是山西上半年自西山煤电“2·22矿难”后的头等大事。
事正开局，断言尚难。但一位跟山西煤老板打过多年交道的国有银行人士叹道，此轮山西产业整合功过难说，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早已习惯依赖煤老板腰包的地方财政未来吃紧是在所难免了。
信贷再演绎另外一个慢节奏的故事。当地一位国有大行人士向记者笑侃，山西人的观念总要比别人慢半拍，广东、福建的腐败案，两年后才能在山西集中爆发。
慢半拍，是这个中部省份特殊的节奏。当二季度结束，政府准备好大项目、各家商业银行准备大干特干时，信贷微调的信号已经悄悄释放。
同时，产业领域“国进民退”的故事照样反映在信贷投放领域。针对国有大项目的信贷投资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一边是，国有企业宽松而又效率低下的信贷环境；一边是民间融资难以为继的苦苦煎熬。
GDP的背后，演绎的故事有着许多不谋而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