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法国，部分排除原则。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收集证据，对采用刑讯、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但对收集中存有瑕疵的物证原则上可以采用。4、日本，限制排除原则。立法明确规定瑕疵自白排除规则，但对于瑕疵物证，只要其本身的性质、形状不变，其证据的价值也不变，并由法官自由裁量确定是否作为罪证。根据判例，当事人如果对违法收集的物品作为物证无异议时，法庭经过调查后也确认其证据效力。
虽然我国律师法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受理案件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但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尽管案件已经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全部卷宗材料却要等到庭审结束后才由检控方移送。在此期间，如果辩护律师提出阅卷申请，往往也只能查阅被告人有罪的“主要证据复印件”，该阶段由此成为“阅卷空白期”；第三降低庭审效率，增加成本。法官在审理之前不能阅卷，无法对案件中的争议和焦点问题进行提炼和归结，其在法庭审判中也难以有效地对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发问，引导举证和质证，法官仅凭庭审之上的证据难以径行裁判，只有在庭后深入研究卷宗，并从中找到内心信念的真实来源。业务精湛有保障的鲁山刑事逮捕律师-咨询要永辉律师此外，部分卷宗移送需要复印大量的卷宗材料，开支较大。
笔者认为持这种抵消理论的人没有深刻理解刑法的双重目的和法律的本质特征，触犯刑律的人是违背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暨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其受到的刑事处罚是咎由自取的，不能私了、自由处分、讨价还价，是从社会秩序和人志的角度上对其行为的否定评价，而被害人则是无辜的，是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其要求的精神损失赔偿属其个人利益，可以自由处分，而该个人利益并不违背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说对侵害人的刑事处罚不能够代替被害人的精神抚慰。从上面的分析中可见在立法上否定被害人有权提起精神损失赔偿的规定是不符合公平与正义原则的、不合理的，也没有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与当今注重保护弱势群体权利和反映法制文明进步的趋势也是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与《民法通则》的若干原则规定及高人民随后制定的《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还存在不和谐的矛盾，给审判活动带来无所适从和尴尬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法律的性、统一性和严肃性，这可以从下面的几组假设情况得到验证。
当时改革的初衷在于排除法官先入为主的预判，避免“先判后审”，防止法庭审理走过场，真正实现法官居中断案，切实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和保障程序的公正性。但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法官不能了解案卷材料，加之辩护律师权利的配置不到位，不仅难以构建起抗辩制的庭审模式，而且造成了审判程序以公诉方提供的审查起诉目录为中心的现象，检察院居于庭审的主导位置，影响到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对案件的了解，更容易使法官产生被追诉者有罪的预断。业务精湛有保障的鲁山刑事逮捕律师-咨询要永辉律师不仅立法所期望的目标没有如期实现，而且还对刑事程序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不得不再次进行改革。
第三，为牟取“小集体”、“小团体”利益能否认定为“徇私”，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践中，与“徇私”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非为行为人单纯的私利、私情，而是为牟取“小集体”、“小团体”利益的，能否认定为“徇私”高人民检察院1996年的相关解释中曾规定，徇私舞弊中的“私”包括“为牟取单位或小集体不正当利益”。我们认为，该解释已经废止，不应再适用，而且“小集体”、“小团体”的称谓并不是规范的法律用语，“小集体”、“小团体”利益如何看待，就是要认定“小集体”、“小团体”利益究竟是单位利益，还是多个个人利益的结合。实践中，要注意结合具体案情，区别对待，准确认定是单位利益还是私情、私利。如果行为人并非为了单位利益，而是为了所谓“小集体”、“小团体”的不特定单位成员的私情、私利的，可以认定为“徇私”。
现行刑事法的全卷移送制度。2012年修改刑事法时，经过反复调研和权衡，认为全案卷宗移送符合我国国情和趋势，具有相对合理性，更有利于实现公正和效率。该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嫌疑人的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做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应向移送“起诉书、案卷材料和证据”，采用全案移送的卷宗移送方式。
其次，表现在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的时限上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高。解释规定“附带民事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抵御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如此，就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刑事案件已经开庭审理甚至就要宣判时，原告人才提起附带民事，迫使法庭必须再次开庭审理，导致讼累，浪费了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不用说有些原告人还临时提出重新鉴定等所谓合法要求，势必使案件一拖再拖，重复一些法定程序，严重地影响了审判效率的提高。业务精湛有保障的鲁山刑事逮捕律师-咨询要永辉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