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打击”到“打击、保障并重”的转变。刑事司法原始、根本的功能就是打击，受此思想的影响和长期超职权主义刑事模式的实施，我国的司法人员的头脑中形成了“刑事司法就是打击、惩罚”的观念。在此观念的指导下，法官对公诉人提供的证据常常是“只信不疑”，而对辩方提出的证据是“只疑不信”，这种偏听偏信的认证方法极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甚至会导致冤案、错案的发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保护的观念越来越受各国司法的重视，我国新刑诉法也明确地将“惩罚、保护”作为刑事的宗旨，这就要求法官改变“打击”的传统观念树立起“打击、保护二者并重”的司法观念，在认证时杜绝偏听偏信的做法。
2018年5月，槐荫区审理了一起盗窃案，经查明，被告人侯某、刘某合谋盗窃电动车贩卖获利。从案情上看，二被告人罪责、情节、作用均相当，但终判决侯某拘役六个月，刘某拘役四个月。罪责相同，刑罚却不同，是因为两名被告人的认罪阶段不一致：侯某到案后拒不认罪，直到开庭时才认罪，刘某到案后立即认罪，并始终能稳定供述，合议庭按照量刑规范化原则进行评议后，作出上述判决。尉氏刑事律师-尉氏律师排行榜-咨询要永辉律师济南根据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危害程度、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等因素，结合认罪认罚的阶段、时间及悔罪程度，确定是否从宽及具体幅度，推出“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
当事人主义是对英美法系刑事审判特点的概括。其含义颇多，除有时与劾式作为同义语使用外，还在当事人对等主义、当事人推行主义、辩论主义、当事人处分主义等意义上使用。所谓当事人对等主义，是指原告和被告在中处于对等的地位。它是以强化保障被告利为目的而提出的；所谓当事人推行主义，是指以当事人的主张、举证为中心，基于当事人的主张、举证而进行；所谓当事人处分主义，是指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请求。当事人主义在强调不告不理、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当事人享有处分权等方面与初的劾式相似，在追诉权并不完全归委于公民个人方面却又与职权主义相似。此外，在刑事审判的类型归属中，还有混合模式的主张，它一般指劾式或者纠问式审判吸收对方某些程序后所形成的审判模式，也包括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互吸收、融合而形成的审判模式。
根据“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的规定，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5%，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多可以减少25%，审判阶段认罪认罚多可以减少15%。认罪阶段不同，减少的刑罚量不同；认罪越早，从宽幅度越大。“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将认罪早晚、程度及从宽幅度有机相连，起到了鼓励嫌疑人、被告人尽早认罪认罚的作用，充分体现了罪与刑相适应的刑罚基本原则。截至2018年8月，济南根据“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审结的认罪认罚案件中尉氏刑事律师-尉氏律师排行榜-咨询要永辉律师，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16.3%，判处缓刑的占51.14%，判处管制、单处罚金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占31.38%；被告人的占0.34%，检察机关抗诉的不到0.1%，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1)“程序**”的观念淡漠。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的旧的观念影响，一部分法官重视案件的结论而忽视结论得出的具体过程。(2)对公开审判的内涵认识不够。有的同志认为，庭主要还是开给法官看的，在法庭上把法官要了解的事情搞清楚就达到了庭审目的。(3)未能处理好刑事二审庭审特点和审判公开原则的关系。一些同志在强调二审重点审查的庭审特点的同时，没有处理好这一特点与审判公开的关系，有的法官仅调查争议事实，便宣布庭审调查结束。这种做法在庭审中不自觉地剥夺了没有参加过一审程序的辩护人、其他参与人在法庭调查阶段对部分案件事实、证据发表意见的权力，参与人会不自觉地在法庭辩论中发表对事实、证据的意见，控辩双方又会因单个事实或证据争论不休，破坏了庭审进程的有序性，使旁听人员感到庭审跨度大，条理性差，难以理解。
律师援助，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2017年8月25日，王某驾车与另一车辆发生刮擦事故。经鉴定，王某血液酒精浓度达到醉驾标准。当天，王某被依法刑事拘留。4天后，警方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并启动认罪认罚制度，并**时间通知律师为王某提供法律帮助。8月30日，检察机关向章丘区提起公诉，建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理此案。此前，王某在看守所时就收到告知书，并在值班援助律师见证下，表示对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尉氏刑事律师-尉氏律师排行榜-咨询要永辉律师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审理自己的案件。
关于回避制度中一些问题的思考。1、行使回避申请权利的主体。根据法律规定，有权要求回避的主体，应当是具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以及对当事人的利益负有责任的法定代理人，其他参与人没有申请回避的权利。根据高颁布的《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如果辩护人或代理人与有某种关系，如其配偶、子女或父母系该的工作人员，辩护人或代理人应当回避。既然法律把与存在特殊关系的代表一方当事人利益的非执法人员也列入了回避的范围，那么，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逻辑考虑，对于那些辩护人和代理人也应当赋予相应的申请回避的权利。尉氏刑事律师-尉氏律师排行榜-咨询要永辉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