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辩交易程序肇始于19世纪的美国，即检察官与被告人或其辩护人协商，减少对被告人指控的罪名或降低其处罚，要求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然后法官不经过开庭审理直接根据检察官与被告人达成的交易结果进行判决。这种结案方式灵活迅捷，能够极大地节约检察和审判资源。(一)我国刑事公诉程序的若干反思。我国刑事公诉程序中排斥调解或相关制度的应用，认为只有经过严格审判程序的判决才是合法的，尤其在判决过程中，不允许被告人与检察官达成任何有关刑罚的协议。这种认识和做法造成了公诉程序运行中的一些问题：1、刑事控诉和审判队伍过于庞大。与国外同样地域范围比较，我国的法官、检察官的数远远超过国外相应行业，追究刑事责任的整体社会成本过高。2、不分案件类型和被告人认罪服法情况，机械运用严格的审判程序。即便是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也必须经过公诉审查、庭前准备、法庭审理和判决等阶段。3、刑事申诉量大。我国现行刑事案件除自诉案件有部分调解外，都是以判决的方式决定刑事被告人应承担的刑罚，部分被告人判刑后对判决认定的事实或刑罚不服，申诉数量相当惊人，各级、检察院等部门需设置常设机构专门处理刑事案件的来访、来信和申诉，反过来又造成、检察院人员的增多。
这一修改不是1979年刑事法的简单恢复和回归，二者形式上都是检察机关在起诉时要移送全部案卷材料，但是实质上二者是不同的。首先，1979年刑事法规定在庭审前要对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而依照2012年刑事法第181条的规定，在开庭前对证据只作形式审查，只要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事实的，即应当决定开庭审理。其次，1979年刑事法第109条规定进行实体审查后，可以根据检察机关移送卷宗情况庭前先行，甚至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2013年的全案移送制度中即使是看卷宗发现了疑问，也不能庭前先行，只能看卷宗。只能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而不是庭前先行。第三，现行刑诉法扩大了辩护人的阅卷权，该法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审查起诉期间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调取”，给大家推荐的中原区看守所律师会见-咨询要永辉律师赋予辩护人在检察机关蓄意隐匿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的情况下向申请调取这些证据的权利，针对检察机关不移送这些证据设置了一个救济途径。
明确人民检察院无权代表或代替其他单位行使附带民事起诉权。前面已经谈到人民检察院作为民事主体的弊端，无论对其本身的职责，还是对被告人都造成许多不利影响，当然涉及损害其自身所掌管的、集体财产时，他就可以作为原告人，但仍可适用调解，因为此时，其已经是代表平等的民事主体。
2017年12月23日，向十二届全国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作《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济南探索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的创新做法，被写进这份《中期报告》。给大家推荐的中原区看守所律师会见-咨询要永辉律师2017年11月9日，在全国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推进会上，济南中院进行了经验交流，时任高人民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胡云腾对济南探索社会调查与和解调解同步前置、力促案件快办快结的创新做法，给予肯定。
4、人民检察院在附带民事中充当原告人的角色不合理，且违背公平原则。刑事法及其解释规定“如果是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同时还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的附带民事不适用调解。笔者认为上述规定，首先不符合人民检察院的侦察、公诉和法律监督的职责范围，可以说超越了其职权；其次，任何、集体财产始终都置于某一单位所有或，而该单位有自主的民事权，人民检察院无权对其进行干涉，只能对浪费、集体财产的责任人追究刑事上的责任；再次，不能适用调解的规定破坏了民事中的公平自愿原则，把人民检察院置于一种不对等的民事主体状态。
以点带面，推进改革纵深发展。为扎实推进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的深入开展，济南中院组高度重视改革试点工作的重大意义，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和推进试点工作，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实施方案，研究解决试点问题。综合考虑地域分布、城乡兼顾、案件数量、审判力量及速裁改革经验等因素，济南中院确定市中、槐荫、天桥、章丘4个区为全市首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在4个试点先行试点半年的基础给大家推荐的中原区看守所律师会见-咨询要永辉律师上，2017年9月，济南中院在全市11家基层推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
（一）关联性规则，关联性规则要求控辩双方提交给法庭的各种证据材料中，只有确实与案件事实存在实质性关联并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的，才可以采纳为证据。这里的关联性必须是对案件事实有实质性证明意义的关联性，即证据必须在逻辑上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证明关系。但是，对某一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的判断我们难以制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关联性是常识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所以，对某一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关联性主要依靠裁判者的经验来作出决定。给大家推荐的中原区看守所律师会见-咨询要永辉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