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取证技术问题。由于计算机大多具有手段隐蔽的特点，认定行为人除了被告人的供述和后果的证明外，由于技术力量的不足，往往欠缺能够证明行为与后果具有因果关系的重要证据，特别是被告人单独作案的案件，从而不利于对计算机的打击。因此，笔者认为，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内部应当设立或强化反计算机的专业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既具有法律知识又具备较高计算机知识的专家型人才，提高反计算机的能力。
虽然我国律师法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受理案件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但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尽管案件已经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全部卷宗材料却要等到庭审结束后才由检控方移送。在此期间，如果辩护律师提出阅卷申请，往往也只能查阅被告人涉嫌有罪的“主要证据复印件”，该阶段由此成为“阅卷空白期”；第三降低庭审效率，增加成本。法官在审理之前不能阅卷，无法对案件中的争议和焦点问题进行提炼和归结，其在法庭审判中也难以有效地对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发问，引导举证和质证，法官仅凭庭审之上的证据难以径行裁判，只有在庭后深入研究卷宗，并从中找到内心信念的真实来源。尉氏刑事诉讼律师-尉氏有没有律师-经验丰富有保障！此外，部分卷宗移送需要复印大量的卷宗材料，开支较大。
二、影响我国刑事瑕疵证据采用的制约因素，就立法精神而言，我国对不规范取证行为持否定态度，这在宪法、刑事法、刑法等法律规定中均有体现。但对于瑕疵证据的效力问题，在刑事法等基本法中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这与影响刑事瑕疵证据采用的制约因素有关。主要包括：1、我国法律文化传统对刑事瑕疵证据可采性产生的深层次影响。几千年的集权统治和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已经在我国形成了“仁、义、理、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的民族性格及“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的观念。普通民众对司法机关打击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寄托着较高的希望，对分子表现出深深的憎恶和恐惧，对被害人抱以更多的同情。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如果采用瑕疵证据排除规则，强调程序的正当性，宁愿牺牲实体真实而将被告人、嫌疑人的权益保护放在**位，很难为普通民众接受。2、刑事目的是制约瑕疵证据采用的制度性因素。
当时改革的初衷在于排除法官先入为主的预判，避免“先判后审”，防止法庭审理走过场，真正实现法官居中断案，切实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和保障程序的公正性。但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法官不能了解案卷材料，加之辩护律师权利的配置不到位，不仅难以构建起抗辩制的庭审模式，而且造成了审判程序以公诉方提供的审查起诉目录为中心的现象，检察院居于庭审的主导位置，影响到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对案件的了解，更容易使法官产生被追诉者有罪的预断。尉氏刑事诉讼律师-尉氏有没有律师-经验丰富有保障！不仅立法所期望的目标没有如期实现，而且还对刑事程序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不得不再次进行改革。
在后种情况下，虽说采取开庭审理方式，但如果控、辩双方对一审认定事实；证据无异议而只对定性或适用刑罚有异议，或者只对部分事实，证据的认定有异议的，对无异议的事实和证据，二审审理时可以不经调查直接认定，而只对有异议的定性或适用刑罚进行审理，或者对异议的事实及证据时行调查。这样，可以使二审程序尽可能地保证准确、及时、合法。此外。重大。复杂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简易程序、涉外刑案的审判程序中，控辩对抗、控审分离以及审判中立等诸项原则的贯彻均具特殊性，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上述原则的贯彻所具特殊性，必须以在实质上不妨碍整个刑事审判程序的准确、及时、合法为前提。例如，当被告人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或其对依简易程序作出的裁判不服时，他可以请求适用普通程序；在审理中发现适用简易程序显然不适宜时也可以依职权决定改采普通程序等等；
现行刑事法的全卷移送制度。2012年修改刑事法时，经过反复调研和权衡，认为全案卷宗移送符合我国国情和趋势，具有相对合理性，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该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嫌疑人的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做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应向移送“起诉书、案卷材料和证据”，采用全案移送的卷宗移送方式。
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刑法第七十条规定，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即应当对袁海军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罚金1500元。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对袁海军决定执行无期徒刑。理由是，袁海军已经被生效的裁定减刑为无期徒刑，不能再执行原来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而应执行无期徒刑。对袁海军如何执行刑罚之所以出现了不同意见，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尉氏刑事诉讼律师-尉氏有没有律师-经验丰富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