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聚会，私下的话题常常离不开钱，似乎很俗气，其实是迫不得已。自古以来，除了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没有任何时代像20世纪的中国批评家如此困顿。在当代知识经济结构中，统治全球的拜物主义决定着这个结构的等级，同精神打交道的艺术批评家位于结构的底层。由于困顿，批评家被迫改行或从事第二职业。涉足批评的年轻人，大半属于客串。长此下去，中国美术界专事批评的人可能绝种。
中国当代文人贫困缘于文人的自我作贱。文革前后，文人曾两度联名上书，第一次请求降低稿酬标准，第二次请求取消稿酬，即取消精神的价值。多年来，批评家用“贫困的精神贵族”聊以自慰，而今自慰的本钱正在丧失。批评家无法像画家、企业家参观世界各地博物馆，无法自由购书，无法随时同美术界和知识界交流，贫困的精神贵族将只能拥有贫困的精神和糟糕的批评。
糟糕的批评同廉价的报酬互为前提，这个浅显的关系始终被人无视或回避。一篇批评文章包含着作者多年的积累和一生的名誉，但它大致只有一次性的市场价值，它不可能象经过批评的美术作品不断增值，不可能在传媒上反复发表而只能被严禁一稿两投，它更无法同可以无限制地复制的其他知识产品相比。批评文章的结集出版，大都没有稿酬;批评家的文集大多数都是自费。这种状况无人过问，包括标榜促进艺术发展的主管者和经纪人，因而批评家不能不自我拯救。笔者就此再一次呼吁润笔的重要：没有高标准的润笔费，美术界只能产生平庸低档的批评家。
认定批评家必须或必定过清贫生活，是糟蹋文明的无知而混账的文明观。这种道学的伪善既经不起分析，更经不起调查。历史上有地位的批评家，不是达官就是富豪，他们的俸禄、资产以及当代文人想都不敢想的外财，使他们有可能不屑于润笔。主张批评家在金钱方面要像清教徒一样一尘不染的人，即使不把他打入地狱，也应该罚他在低工资低稿酬的荒谬制度下从事一辈子义务批评。批评家靠润笔费为生，同画家靠卖画为生一样，都是自食其力，无须大惊小怪。人们或许会提议：投之以批评，报之以友谊，如何?殊不知友谊在不对等的关系中只是一张漂亮的冥币。以前画坛流行以画易文，但即使是大写意国画家，也绝少有人用他的代表作做交易-不论你的文章写得多么投入和多么到位。很明显，在不平等的经济地位中，艺术家不可能同批评家建立平等的友谊。
批评不是苦行僧的事业。犬儒学派的中坚人物第奥根纳，早年因伪造钱币而被惩处，后来走向另一极端，住在一只大桶中，生存方式像狗一样原始。这个学派的名称很贱，没有留下完整的文献，在思想史上的评价也不高，可见精神脱离金钱同单纯崇拜金钱一样，都将远离高尚。孔子认定“大俭极下”，意即生存条件过于俭朴就会流于卑下。1933年冬，与闻一多齐名的留美文人、安徽大学教授朱子沅在开往南京的轮船上投江自杀。这位青年才子自杀的直接原因就是钱。因为无钱而逃票，他在船上被当做狗一样毒打。有人就此查实了鲁迅在当年的收入，相当于人民币30多万元。没有这笔收入，就不可能支付论坛顶尖人物所需要的各种费用。鲁迅的收入均来自稿酬和版税，为争版税，鲁迅曾差点将他的出版人送上法庭。在批评与版税不大相干的当代中国，无论国际惯例如何，中国批评家都不得不依靠润笔。杜绝润笔无异于对批评的他杀。
润笔费的高低是对批评尊重与否的一个尺度。至于批评家能否分辨良莠，关乎他的眼界;能否重艺轻财，关乎他的格调。金钱对于批评，如同水与舟的关系：覆舟之水可载舟。批评家对画家当然不会一概实行纯市场化的投桃报李的原则，他总会保留相当比例的义务批评，但靠山吃山、按劳取酬的朴素关系，应当在批评中占据重要位置，否则画坛就只能面对粗制滥造的批评文本。这种读过即扔和不读即扔的批评快餐，既给批评家生前身后留下笑柄，也使当代画坛受累-论坛的低档正是画坛低档的投影。
南京一位开价最高的史论家，一千字十万元，连批评界人士都认为狂妄。我赞赏这位史论家的气魄，他在幻想获得中国批评迅速进入国际论坛的跳板，不过画坛还没有为批评界制造这样一个小小神话的气魄或实力-尽管批评界为画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翻翻历史文献，就深感中国当代批评家自甘沉沦的心境是何等的卑微。文字润笔的最高标准，吕不韦和刘安都曾悬赏一字千金;汉代曾实行过七字二金，当时一金即黄金十六两;唐朝中晚期是一字三匹细绢，换算成人民币，一千字三十万元。韩愈有位弟子名叫皇甫湜，贬职后被将军裴度接收，当了幕僚。裴度想请白居易撰写碑文，皇甫湜主动揽下这桩差事，畅饮斗酒，一挥而就，全文三千。裴度派人赠送车、马、丝绸。皇甫见报酬不高，当场大怒，指出应按每字三匹细绢的通例支付，裴度立即按数补齐。事见《新唐书·皇甫湜传》。宋代道学兴起，官员收取润笔费有所忌讳。元朝将人分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妓九儒十丐等十等，文人位于底层。文革则进一步将文人划入另册。当代中国批评家的润笔标准如果仍然低于唐代的百分之一，批评就只能成为文丐的事业。
艺术史上的画家同批评家荣辱与共。董其昌等人的几段批评文字，使得声势显赫的浙派土崩瓦解。浙派领袖戴进的作品，绝不亚于被董氏等人推崇的沈周，换一种视角，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批评的力量却使戴进的艺术价值在过去的四百年甚至今后的画史中香消玉陨。有人讲戴进生前作品不能买饱是小不幸，身后不敌沈周是大不幸，正是批评所致。批评当然不能助长无端的吹捧与打击，但是，只有低档批评参与的艺术，不论艺术自身如何杰出，在国际画坛与艺术史中只配低档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拯救批评也是对艺术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