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地方在财政收入、就业等方面的压力都沉重起来。为刺激经济加快发展，多省市的地方政府暂时放下调结构的目标，再次祭出了基建投资的“杀手锏”。
从6月到7月底，从陕西到广东，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地方政府推出的重大项目投资总额居然接近了4万亿。
这些投资的时间跨度有长有短，贵州的“3万亿计划”更是长达10年，但《第一财经（微博)日报》采访的专家认为，资金仍然是实现这些计划的主要瓶颈，而要突破该瓶颈，引导民资参与是关键。
地方版4万亿？
今年6月，陕西率先出台了十条“稳增长”的意见，提出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发挥投资对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包括加快开工一批重大项目、争取国家批复一批项目、积极谋划储备一批项目、加快在建项目建设速度等。
这其中，包括加快开工一批重大项目，确保西成客专、西合复线、蒙西-华中运煤通道等项目下半年实质性开工建设；争取国家批复一批项目，力保韩国三星、美国强生、神华陶氏等一批重大项目早日获批。
此后7月初，广东省也提出19条稳增长的举措，其中包括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等一系列措施，要把全力扭转投资持续下滑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中之重。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548亿元，为年度计划的38.7%，资金到位1553亿元，仅为年度计划的38.8%。
其中，广州市近日也提出，下半年要重点抓好年度投资714亿元的101个重点项目建设和列入省现代产业500强的120个项目建设；抓好国有企业总投资为1270多亿元的76个续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这一系列的投资计划也超过2000亿元。
与此同时，近期该市动工的白云机场扩建工程以及新近获批的7条地铁线总投资合计也超过了1400亿。
7月16日，宁波市下发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推进重大工业项目建设， 对投资额2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业项目和3亿元以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予以单独考核和表彰。
7月23日，南京市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也提出，要积极发挥投资对拉动内需的作用，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和消费载体建设。
相比之下，长沙和贵州的投资计划更为具体。7月26日，长沙市对外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本月即将公布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显示，从各地上报2382个项目筛选出总额3万亿元左右的重点投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
关键在于引导民资
不过，各地如此大的投资计划，资金如何筹集显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上一轮4万亿投资计划带来的地方高负债风险仍未排除，地方资金仍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新一轮大规模的投资规划可能将为地方带来更加沉重的负债压力。
以贵州省为例，去年该省实现一般预算收入仅为773.2亿元，如何支撑庞大的3万亿投资规划显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汤正仁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贵州省公布的3万亿规划，是一个十年的概念，而且仅仅是一个规划，“政府做这个规划主要是起引导作用，政府的财政引导可以在一些基础设施、宣传推介方面着力，而不是说政府就有这么多钱去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撰文指出，新阶段的稳增长与以往相比有了不少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市场力量在增强。各地的投资计划并不都是政府投资，地方政府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来承担巨额投资。而政府搞好规划，改善引导方式，把民间的资金引到实体经济和有现金流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无疑是关键的一点。
此前7月，广东省公布第一批面向民间投资招标重大项目共44项，总投资2353亿元，涵盖交通项目、城建项目、社会事业项目、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休闲旅游项目等。其中交通项目占据了大头，总共11项，总投资额达1280亿元。
“我们是守着金山还喊穷。”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陈鸿宇教授说，广东有大量的民间资本找不到投资出路，如何引导民营资本进入投资领域特别是以国企为主的垄断领域，需要政府积极扶持和引导。
基建带动地产
对地方政府而言，短期内对“稳增长”作用大、见效快的，仍然是增加政府基建投资。例如，长沙市的投资规划中，产业项目投资仅占总投资规模的16%，其他项目分别是功能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项目。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认为，地方政府热衷于基建投资有多种因素，其中，基建和房地产结合最紧密，基建搞得好的地方，土地出让价格也进一步抬高，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基建把生地炒成熟地，可以增加地方收入。
此外，在产能已经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投资基建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彭澎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过剩不能一概而论，要考虑经济周期，而经济周期非常难以预测，但基础设施适度超前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为将来的经济上升周期作准备。
“西部大开发首先就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陕西省政府参事、陕西社科院区域发展咨询中心主任张宝通认为，东部地区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如果再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就可能出现过剩，但对西部而言，首先要建好基础设施，才能为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基础设施必须先行，如果等有了市场、有了需要再去建就迟了。”
张宝通认为，西部是能源原材料基地，需要大运输量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对东部和西部绝对不能‘一刀切’，而应该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分析评论】
地方政府“4万亿”冲动 谁来埋单？
近期，从温家宝总理到各地政府“稳增长”之声此起彼伏，一些地方政府为此还积极行动起来。
从宁波到南京，再到长沙，地方政府的一系列动作开始拓宽我们对中央“稳增长”政策的理解。其中，长沙出台超过8000亿元的投资计划，而有消息称，贵州或将出台3万亿元发展规划，拟8月份公布。
按照长沙市政策，保守估计，“十二五”期间每年需增加投资1000亿元，中国的行政区划可以折算成多少个长沙市？这使我们想到：一个地方版的“4万亿”政策是否正悄然启动？
地方政府报出的一个个惊天数据，不禁令人倒吸一口凉气：如此巨额资金从哪里来？
无疑，以往地方政府所惯常依赖的靠房地产拉动投资的路径已行不通了，而地方财政收入今年以来也出现较大下滑，尤其是东部地区，不少城市财政收入呈锐减态势。显然，依靠地方政府自己掏腰包，也是杯水车薪。
而目前，银行信贷支持空间还有多大？在上一轮4万亿投资遗留下来的地方债务尚未完全清偿的情况下，在此轮投资计划中，地方政府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举债？一系列问号，令人怀疑：地方此番投资计划难道是画饼充饥？
人们有理由对地方的这种类似“大跃进”式的做法嗤之以鼻，谁让近期某些地方政府在出台微调政策后，随即就被中央叫停了呢！
但是，目前来看，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投资资金来源问题的表态，显得并不是那么忧心。
据本报记者采访的一位接近长沙市政府层面的人士介绍，长沙地方政府不排除会邀请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与自己及驻地银行来共同投资，同时，城投债、资产证券化、基建信托等业务，也可能成为继银行贷款之后，地方政府融资的又一大方向，未来资金短缺状况应该不会太明显。
对于此次地方政府投资资金的来源问题，一些机构分析师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海通证券分析师认为，地方版“4万亿”，资金来源总体上仍有腾挪空间。信贷有所松动，非信贷融资渠道也在拓宽。按照正常的进度，预计2012年新增信贷将达8万亿~8.5万亿元，社会融资总量将达13万亿元，人民币信贷余额将达64万亿元。因此，该分析师进一步表示，“除非跟随者政策变形，我们并不认为类似长沙的政策动作会被中央叫停。”申银万国证券分析师认为，类似信政合作这种不同于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将继续有所扩大。新的融资渠道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资金紧张，提高稳增长政策的效果，但是，也要密切关注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
一时间，有质疑，有肯定，众说纷纭。
诚然，我们不能因为惧怕因地方投资欲望膨胀大举借债而造成银行坏账、拖累经济，就因噎废食，但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却是必须的，这既是对地方政府自己负责，更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毕竟，一旦地方债务风险难以化解，最后埋单的很可能还是纳税人。（第一财经日报 欧阳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