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叶 钟天阳
“没人能拥有百达翡丽，只不过为下一代保管而已”，很多人初看到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的广告语，都要先愣一愣，才能会心一笑——悠远的“传承”意味，温暖了时光之无情，而这个传承要借助的工具，正是记录时光的一块名表。对于百达翡丽的新任全球总裁、家族第四代传人泰瑞·斯登来说，时光和传承的故事，他有最为丰厚的素材可以引述。比如，自1932年他的祖父查尔斯·斯登在日内瓦入主百达翡丽后，这一名表的血脉便一直在斯登家族中代代相传；比如他在接任总裁一职前在公司基层10多年的辗转打磨；比如他上任后没多久，现在正感受到的，百达翡丽与中国钟表爱好者5年来的渊源。
“有一个在北京的客户，是我们圆顶座钟最大的收藏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在我们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就已经有人在收集我们的钟表了，而且数量可观，这种收藏家的数目也日益增长。当一个人开始欣赏百达翡丽的钟表，他一定也开始认可化繁为简的风格——因为这是最难做到的。这些客户们总是乐意和我交谈，我也一样。在交谈中我可以了解到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这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泰瑞·斯登说。
当腕表消费者与百达翡丽之间的关联达到不是纯买卖的关系，而是基于对制表艺术的热爱和切磋，这才是令泰瑞·斯登最感满意的。
2005年9月，中国第一家百达翡丽专卖店与服务中心落户上海外滩18号。当时的专卖店仅100平方米，已经成为表迷常去拜会交流的一个沙龙。百年外滩，既沉重又轻盈，百达翡丽藏身的这幢古老建筑，也同样新旧交织，充满着传奇。这光景多少与坐落在日内瓦湖畔百达翡丽总店的风骨有点相近，那也是藏有2100枚钟表珍品的百达翡丽博物馆的所在地。
“我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我想应该是必须掌握和了解整个百达翡丽悠久的历史。我的父亲为建造百达翡丽博物馆费尽了心血，他清楚地知道馆中每一枚作品的来历和故事，这花费了他40年的时间。当有人拿出一枚四五十年前的，甚至是100年前的腕表交到我手里时，我应当能够说出它的年代、制作工艺，甚至于其背后深藏的故事——这对我来说确实不易，但也很有趣，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查询和阅读大量的资料，更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博物馆里做研究，但是我确实很享受这个过程。”泰瑞·斯登说。
显然，他也希望这种传递钟表文化的方式和场所能够延续到中国来。2006年底，百达翡丽从日内瓦的博物馆典藏中选出近300枚时计运抵中国，举行了为期3天的“The Values of a Family Watch Company”大型钟表展；一年后，上海专卖店双倍扩大；再一年后，第二家专卖店与服务中心选址北京前门23号的一幢国家历史保护建筑中开业，接着又举行以“世代传承”为主题的摄影展；今年5月，上海外滩的专卖店扩大至400平方米。而今日，泰瑞·斯登告知《第一财经日报》，他们已经在筹备在将来移址至外滩33号，估计店面面积会达到1200平方米。
“我觉得为客人准备更多的私享空间对百达翡丽而言非常重要。你知道当人们要购买腕表的时候，他们往往需要更多空间来好好考虑，也需要时间与朋友和店员讨论，因为你不可能用一分钟来挑选一枚百达翡丽的腕表。” 泰瑞·斯登说，“这个选址必然是上海人所熟知的，而且能够在此获得愉悦，而我们挑选的地方非常美，尤其是它的建筑风格，我希望这能够给人带来一种感动，仿佛与腕表文化产生共鸣。”
5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每年都有极具意义的新动作产生，表现了百达翡丽的内在活力。倒回5年前来看，很多名表纷纷宣布了新生代接班人，刚过世没多久的Swatch集团主席尼古拉斯·海耶克除了让儿子尼克·海耶克接手集团总裁外，还任命了外孙马克·海耶克担任宝珀表的总裁。CK Watch和Leon Hatot总裁Arlette Emch之子Manuel Emch，不仅是Swatch集团里最年轻的总裁，还让百年老牌Jaquet Droz重新复活。这些老掌门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子嗣的上位，多少影响了新时代钟表界的经营理念、行销方式以及产品设计风格，也必然是这5年来，稳定发展、经历一场经济危机的考验、继续调整步伐的全球钟表市场深具活力的一个因素。与此同时，中国钟表市场的兴旺也吸引各大钟表奢侈集团投以巨大的关注，百达翡丽这个家族品牌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