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立认证规则的基本原则。十年以前，我国关于认证规则的理论十分薄弱，加之立法上对证据规则缺乏应有的重视，立法规定上缺乏体系性，认证规则零乱地散布在程序的解释规定之中，并且立法规定过于粗疏，不但缺少一些基本的证据规则规定，而且各证据规则本身也缺少完备性和明确性。随着刑诉法的实施，以当事人主义为主的模式的启用，理论界和实践都要求建立科学的认证规则的呼声日益高涨。建立科学、合理的认证规则已是保证新的模式正常运行和促进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但是，建立什么样的认证规则，我们应当有一个理性的思考。
虽然我国律师法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受理案件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但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尽管案件已经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全部卷宗材料却要等到庭审结束后才由检控方移送。在此期间，如果辩护律师提出阅卷申请，往往也只能查阅被告人涉嫌有罪的“主要证据复印件”，该阶段由此成为“阅卷空白期”；第三降低庭审效率，增加成本。法官在审理之前不能阅卷，无法对案件中的争议和焦点问题进行提炼和归结，其在法庭审判中也难以有效地对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发问，引导举证和质证，法官仅凭庭审之上的证据难以径行裁判，只有在庭后深入研究卷宗，并从中找到内心信念的真实来源。尉氏专业刑事律师-尉氏律师电话-专业团队为您解答！此外，部分卷宗移送需要复印大量的卷宗材料，开支较大。
笔者认为持这种抵消理论的人没有深刻理解刑法的双重目的和法律的本质特征，触犯刑律的人是违背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暨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其受到的刑事处罚是咎由自取的，不能私了、自由处分、讨价还价，是从社会秩序和人志的角度上对其行为的否定评价，而被害人则是无辜的，是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其要求的精神损失赔偿属其个人利益，可以自由处分，而该个人利益并不违背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说对侵害人的刑事处罚不能够代替被害人的精神抚慰。从上面的分析中可见在立法上否定被害人有权提起精神损失赔偿的规定是不符合公平与正义原则的、不合理的，也没有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与当今注重保护弱势群体权利和反映法制文明进步的趋势也是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与《民法通则》的若干原则规定及高人民随后制定的《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还存在不和谐的矛盾，给司法审判活动带来无所适从和尴尬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法律的性、统一性和严肃性，这可以从下面的几组假设情况得到验证。
当时改革的初衷在于排除法官先入为主的预判，避免“先判后审”，防止法庭审理走过场，真正实现法官居中断案，切实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和保障程序的公正性。但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法官不能了解案卷材料，加之辩护律师权利的配置不到位，不仅难以构建起抗辩制的庭审模式，而且造成了审判程序以公诉方提供的审查起诉目录为中心的现象，检察院居于庭审的主导位置，影响到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对案件的了解，更容易使法官产生被追诉者有罪的预断。尉氏专业刑事律师-尉氏律师电话-专业团队为您解答！不仅立法所期望的目标没有如期实现，而且还对刑事程序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不得不再次进行改革。
1、新修订的刑事法注重强调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而忽视被害人的利益。该部法典几乎每一个章节都涉及了如何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却极少提到被害人的权利问题，即便提到，也往往是一笔带过。从这点上讲，可以说被害人与被告人在立法上是不平等的，不能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侵害方的地位反而要高于被害方，这有悖于立法精神与目的。
现行刑事法的全卷移送制度。2012年修改刑事法时，经过反复调研和权衡，认为全案卷宗移送符合我国国情和趋势，具有相对合理性，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该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嫌疑人的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做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应向移送“起诉书、案卷材料和证据”，采用全案移送的卷宗移送方式。
二、关于构成累犯的认识问题。对杨某1998年7月在**次罪被处刑罚执行期间又犯的罪是否作为累犯问题，笔者持否定意见。因为从刑法对累犯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累犯只是在前一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罚执行完毕之后的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情形，对于刑罚执行期间又犯新罪的情形，显然不符合累犯的有关规定。不认定杨某为累犯，并不等于放纵，这一情况可以作为杨某主观恶性较深等情节从重处罚，同样可以实现严惩的目的。尉氏专业刑事律师-尉氏律师电话-专业团队为您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