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立法上明确否定了被害人有提起精神损失赔偿的权利，是对被害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立法侵害。在诸如、毁人容貌的伤害等案件中，被害人所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是众所周知的，此时，被害人是多么希望得到社会的帮助和人们精神上的抚慰，即使给予大量的金钱补偿也是难以弥补的，而如果被害人对精神损失赔偿这一合情合理的基本诉求都被法律所剥夺，那么就是对被害人的进一步伤害，又何谈公平与正义呢？也许有人认为侵害人因其侵害行为受到的刑事处罚，也是对被害人精神上的一种抚慰。
但是，随着全案移送方式的运行，表现出诸多缺陷，如容易使法官庭审之前形成被告人有罪的预断，在庭审中很可能不再保持中立，出现先定后审、庭审流于形式，影响司法公正。再加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法律制度相互移植，职权主义模式和当事人主义模式各有优缺点，且存在相互借鉴和互补关系，混合式模式逐渐形成，希望融合两者的优点，既能保障法官在庭审之前了解案情，有效驾驭庭审，查明案件事实，提高效率；又能防止法官庭审之前通过阅读全部案卷形成预断，实现审判中立、控辩平等对抗和审判中心主义。尉氏律师在线咨询-尉氏刑事诉讼律师-就找要永辉律师改革和修改案卷移送方式应运而生。
如果瑕疵证据的采用并未导致被告人实际利益的损害，而仅因为证据的瑕疵属性将其排除于之外，实质上是以牺牲实体正义的沉重代价来维护程序正义的表面光环，这与程序正义的精神实质也是相悖的，故以不违背实质意义的程序正义为原则的瑕疵证据的采用在我国应是一种合理的价值选择。以这种原则对刑事瑕疵证据的采用进行规范，主要考虑以下几点：**，采用强制的方式实施的取证行为，如用获取言词证据和用获取的实物证据并严重违法伤害他人人身的，不仅违背了嫌疑人、被告人、证人、鉴定人的真实意愿，而且是对他们人身安全这一基本的侵犯，其破坏了整个程序正义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这种证据不可采；第二，剥夺嫌疑人辩护权而获取的口供，如不告之其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和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等，这种做法违背了实质意义的程序正义即保障被告人公正审判的要求，这种证据不可采。
1996年刑事法的复印件移送制度。1996年刑事法对我国原有的卷宗移送制度进行了改革。该法第150条规定：“人民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只要求检察机关向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照片”，而不需要移送全案卷宗材料。尉氏律师在线咨询-尉氏刑事诉讼律师-就找要永辉律师即复印件移送制度或部分卷宗移送制度。
新修订的刑事法，不仅承继了1979年刑事法中有关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的规定，还增加了对被害利的保护，如将“被害人”提升为“当事人”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个法制文明进步的标志，因为通过近几年的审判实践表明，它不仅有效地维护了“被害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体现了完全意义上制定刑法的目的，使被害人的得到较为实际的的保障。 此外，这也符合中国加入WTO后与当今法制接轨的需要。但在审判实践中，对于如何处理附带民事案件，仍然存在立法、起诉、审判、执行等相互矛盾的问题，且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既困扰了审判人员，又影响了被害利的实现，从而损害了法律的性、公正性，所以必须尽快地予以解决。缘此，笔者凭借自身多年的审判经验，归纳了这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试图与同行商榷解决的办法。
实施不久问题日益显现，首先因为立法并没有界定“主要证据复印件”的范围，导致实践中检察机关自主决定哪些证据材料的复印件可以移送，哪些不移送。移送到的“主要证据复印件”一般只是有罪证据的复印件，而少有甚至完全没有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法官在庭前基本上接触不到有利于辩方的证据，法官的判断一开始就建立在不、不公正的认识上；其次“主要证据复印件”无法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尉氏律师在线咨询-尉氏刑事诉讼律师-就找要永辉律师控辩力量严重失衡。
庭审中，始终存在着效率、效果与当事人要求之间的矛盾。法官应保证每位参诉人员在庭审中平等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同时参诉人员也要兼顾他人的权利。法官应将整个庭审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营造一个、有序的庭审氛围。3、增强二审庭审的抗辩性。目前部分案件庭审抗辩性不强，法庭调查三言两语就告结束，没有抗，也没有辩。尤其在二审阶段，被告人在一审已经定罪量刑，检察人员容易认为被告人是“死老虎”，往往对辩护人的问题一概不予答理。因此，庭审中法官认为需要辩论的问题，应当主动询问控辩双方的意见，建议双方阐明各自的观点，或者补充证据。对以种种理由或以“没有”意见简单答复的，法庭应明确表态，告知如果一方不做答复，法庭可能采信另一方的观点或证据，稍施压力以调动双方抗辩积极性。尉氏律师在线咨询-尉氏刑事诉讼律师-就找要永辉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