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确立了辩护与控诉在形式上的平等对抗原则。辩护与控诉是刑事审判这一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方面。由于对立的双方即指控与被控之间存在“讼争”，为了保证“讼争”客观、公正地解决，必须依赖于控诉与辩护双方的地位的平等。如果控、辩双方在形式上，一方明显处于优势而另一方处于劣势的地位，案件的处理就很难保证其客观、公正。由于行使控诉权的一方是以强制力为后盾并掌握各种手段的机关，而辩护方则处于被指控的被动地位，且被告人往往被羁押，其力量相差悬殊显而易见。为了使其取得与控方在形式上的平等对抗的地位，应当依法确立并保护被告人的主体地位。
虽然我国律师法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受理案件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但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尽管案件已经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全部卷宗材料却要等到庭审结束后才由检控方移送。在此期间，如果辩护律师提出阅卷申请，往往也只能查阅被告人涉嫌有罪的“主要证据复印件”，该阶段由此成为“阅卷空白期”；第三降低庭审效率，增加成本。法官在审理之前不能阅卷，无法对案件中的争议和焦点问题进行提炼和归结，其在法庭审判中也难以有效地对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发问，引导举证和质证，法官仅凭庭审之上的证据难以径行裁判，只有在庭后深入研究卷宗，并从中找到内心信念的真实来源。尉氏有没有律师-尉氏辩护律师专业团队-就找要永辉律师此外，部分卷宗移送需要复印大量的卷宗材料，开支较大。
我们认为，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徇私”应理解为徇个人私情、私利，私情、私利与单位利益相对应，徇单位之私不能理解为“徇私”。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构成的，应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款的规定定罪处罚。理由在于：首先，从刑法解释理论的角度出发，“徇私”不应包括“徇单位之私”。刑法解释理论一般认为，文义解释方法是刑法解释的基础，对任何文字、条文的解释均应从文义解释开始，而体系解释方法通过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关联性探求刑法规范的意义内容，以维护刑法体系及其概念用语的统一性。从刑法意义上讲，一般认为，“单位”是指依法设立，有的财产或经费，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场所，能承担民事责任的社会组织，包括法人单位和人单位，包括公司、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可见，刑法中的“单位”是与自然人个人相对应的术语。而据《新华字典》的释义，“私”有三层含义：个人的，跟“公”相反、为自己的；秘密而不公开，不合法；暗地里，偷偷地。因此将“私”与单位相关联称为“单位之私”，应该说不符合刑法用语的逻辑性，而将“徇私”中的所谓“私情、私利”与“单位利益”相对应，正是把握“徇私”内涵的正确界限。同时，如果将“徇私”可以理解为“徇单位之私”，那么刑法**百六十九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逻辑上将无法说通（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谋取单位利益与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和出售是矛盾的）。因此，从追求概念用语统一性的体系解释出发，“徇私”也不应包括“徇单位之私”。
当时改革的初衷在于排除法官先入为主的预判，避免“先判后审”，防止法庭审理走过场，真正实现法官居中断案，切实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和保障程序的公正性。但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法官不能了解案卷材料，加之辩护律师权利的配置不到位，不仅难以构建起抗辩制的庭审模式，而且造成了审判程序以公诉方提供的审查起诉目录为中心的现象，检察院居于庭审的主导位置，影响到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对案件的了解，更容易使法官产生被追诉者有罪的预断。尉氏有没有律师-尉氏辩护律师专业团队-就找要永辉律师不仅立法所期望的目标没有如期实现，而且还对刑事程序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不得不再次进行改革。
（八）认证公开规则，认证公开规则，指法官认证的结论和理由应当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具体的要求：一是法官应尽可能对证据的可采性当庭作出决定并简要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二是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采信或不采信某一证据的理由。一般情况下，当庭对某一证据是否具有证明能力，即是否具有作为证据的资格，这是任何一个合格法官都应做到的，所以法官对证据的证明能力的判断应尽可能当庭作出。当然对于情况复杂，争议较大的证据材料，可以休庭经合议后在再次开庭时作出判断，或者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说明。证据的采信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除当庭宣判之外，一般可以采取庭下认证的做法。不过关于证据采信和不采信的理由则应在裁判文书中予以充分的说明。
现行刑事法的全卷移送制度。2012年修改刑事法时，经过反复调研和权衡，认为全案卷宗移送符合我国国情和趋势，具有相对合理性，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该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嫌疑人的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做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应向移送“起诉书、案卷材料和证据”，采用全案移送的卷宗移送方式。
鉴于此，高人民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范围问题的规定》中明确扩大了物质损失的外延，即包括被害人因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这就从立法上解决了刑事法的规定与实际判决之间的矛盾问题。但该司法解释在解决这一矛盾的同时又产生了其他不利于被害利的实现和人民司法的问题：首先，关于“财物被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与“分子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的，人民可以受理。”规定间的矛盾，“毁坏”与“占有、处置”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区分（广东省人民就曾明文规定盗窃、抢劫、、类型的案件不属于附带民事的受理范围），况且没有开庭审理又如何知道被告人对财物置于一种什么状况呢？即使知道，若被害人没有提出申请，就直接判令被告人“退赔”财物给被害人，显然又违背了当事人可以自由放弃拥有的权利和“不告不理”的原则。尉氏有没有律师-尉氏辩护律师专业团队-就找要永辉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