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严重违法物证原则上予以排除。法庭对控辩双方通过严重违法的方式收集的物证原则上应予以排除。所谓严重违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考虑：（1）取证行为严重偏离合法行为的程度；（2）行为人主观上系故意；（3）整个取证过程绝大部分处于状态；（4）证据形式上的违法不可弥补；（5）违法取证使该物证的真实性受到了合理的怀疑。
虽然我国律师法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受理案件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但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尽管案件已经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全部卷宗材料却要等到庭审结束后才由检控方移送。在此期间，如果辩护律师提出阅卷申请，往往也只能查阅被告人涉嫌有罪的“主要证据复印件”，该阶段由此成为“阅卷空白期”；第三降低庭审效率，增加成本。法官在审理之前不能阅卷，无法对案件中的争议和焦点问题进行提炼和归结，其在法庭审判中也难以有效地对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发问，引导举证和质证，法官仅凭庭审之上的证据难以径行裁判，只有在庭后深入研究卷宗，并从中找到内心信念的真实来源。尉氏律师面谈沟通-尉氏辩护律师专业团队-咨询要永辉律师此外，部分卷宗移送需要复印大量的卷宗材料，开支较大。
这些试验和分析表明，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优势在于实体真实的发现和防止拖延；而当事入主义审判方式则能为双方当事人(其实质是为被控告方)提供充分发表自己的主张和提出证据的机会，侧重于体现程序形式上的公平性。尽管由于历史及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审判方式有着显著的区别，但自两种审判方式形成以来，其相互之间的吸收与融合一直没有间断。如“二战”后，日本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以职权主义为补充的颇具特色和影响的新型审判模式。这种吸收、融合与借鉴，是、社会对刑事审判规律的追求，使其日趋完善的反映，也是人类法律文化相互融合，法律文明的发展在刑事审判领域的体现。
当时改革的初衷在于排除法官先入为主的预判，避免“先判后审”，防止法庭审理走过场，真正实现法官居中断案，切实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和保障程序的公正性。但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法官不能了解案卷材料，加之辩护律师权利的配置不到位，不仅难以构建起抗辩制的庭审模式，而且造成了审判程序以公诉方提供的审查起诉目录为中心的现象，检察院居于庭审的主导位置，影响到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对案件的了解，更容易使法官产生被追诉者有罪的预断。尉氏律师面谈沟通-尉氏辩护律师专业团队-咨询要永辉律师不仅立法所期望的目标没有如期实现，而且还对刑事程序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不得不再次进行改革。
3、有关有权提起附带民事原告人与有义务赔偿的被告人在现有法律规定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影响了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原则，给审判活动带来被动局面。首先表现在被告人范围的规定上，虽然高人民在《关于执行〈刑事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较为详尽了附带民事中原告人与被告人的范围，但却没有规定共同案件中在逃人员如何处理，曾一度让各地对此情况相当头痛，做法各异，就此问题，高人民于1999年在《全国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规定“在逃的同案犯不应列为附带民事的被告人”，暂时解决了此类中立法空白的问题。
现行刑事法的全卷移送制度。2012年修改刑事法时，经过反复调研和权衡，认为全案卷宗移送符合我国国情和趋势，具有相对合理性，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该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嫌疑人的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做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应向移送“起诉书、案卷材料和证据”，采用全案移送的卷宗移送方式。
3、有关有权提起附带民事原告人与有义务赔偿的被告人在现有法律规定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影响了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原则，给审判活动带来被动局面。首先表现在被告人范围的规定上，虽然高人民在《关于执行〈刑事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较为详尽了附带民事中原告人与被告人的范围，但却没有规定共同案件中在逃人员如何处理，曾一度让各地对此情况相当头痛，做法各异，就此问题，高人民于1999年在《全国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规定“在逃的同案犯不应列为附带民事的被告人”，暂时解决了此类中立法空白的问题。尉氏律师面谈沟通-尉氏辩护律师专业团队-咨询要永辉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