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试验和分析表明，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优势在于实体真实的发现和防止拖延；而当事入主义审判方式则能为双方当事人(其实质是为被控告方)提供充分发表自己的主张和提出证据的机会，侧重于体现程序形式上的公平性。尽管由于历史及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审判方式有着显著的区别，但自两种审判方式形成以来，其相互之间的吸收与融合一直没有间断。如“二战”后，日本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以职权主义为补充的颇具特色和影响的新型审判模式。这种吸收、融合与借鉴，是、社会对刑事审判规律的追求，使其日趋完善的反映，也是人类法律文化相互融合，法律文明的发展在刑事审判领域的体现。
虽然我国律师法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受理案件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但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尽管案件已经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全部卷宗材料却要等到庭审结束后才由检控方移送。在此期间，如果辩护律师提出阅卷申请，往往也只能查阅被告人涉嫌有罪的“主要证据复印件”，该阶段由此成为“阅卷空白期”；第三降低庭审效率，增加成本。法官在审理之前不能阅卷，无法对案件中的争议和焦点问题进行提炼和归结，其在法庭审判中也难以有效地对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发问，引导举证和质证，法官仅凭庭审之上的证据难以径行裁判，只有在庭后深入研究卷宗，并从中找到内心信念的真实来源。尉氏刑事诉讼律师-尉氏律师-高效便捷服务！此外，部分卷宗移送需要复印大量的卷宗材料，开支较大。
根据1963年7月6日两院和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劳改犯再的刑期执行问题的联合批复》精神，应由监管单位报请人民予以处理，由根据情节，如果认为须处以无期徒刑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如果认为仍应处有期徒刑的，则根据前罪没有执行的刑期和新罪所判刑期裁定应执行的刑期，但不超过20年，此项应执行的刑期应从裁定确定之日起计算，罪犯新已执行的刑期应计算在新裁定的刑期以内。这一规定也体现了限制加重的原则，与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是一致的。对于刑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其内容忽略了罪犯在刑罚执行中被依法由死缓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和无期徒刑被减为有期徒刑的情况。
当时改革的初衷在于排除法官先入为主的预判，避免“先判后审”，防止法庭审理走过场，真正实现法官居中断案，切实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和保障程序的公正性。但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法官不能了解案卷材料，加之辩护律师权利的配置不到位，不仅难以构建起抗辩制的庭审模式，而且造成了审判程序以公诉方提供的审查起诉目录为中心的现象，检察院居于庭审的主导位置，影响到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对案件的了解，更容易使法官产生被追诉者有罪的预断。尉氏刑事诉讼律师-尉氏律师-高效便捷服务！不仅立法所期望的目标没有如期实现，而且还对刑事程序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不得不再次进行改革。
笔者认为持这种抵消理论的人没有深刻理解刑法的双重目的和法律的本质特征，触犯刑律的人是违背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暨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其受到的刑事处罚是咎由自取的，不能私了、自由处分、讨价还价，是从社会秩序和人志的角度上对其行为的否定评价，而被害人则是无辜的，是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其要求的精神损失赔偿属其个人利益，可以自由处分，而该个人利益并不违背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说对侵害人的刑事处罚不能够代替被害人的精神抚慰。从上面的分析中可见在立法上否定被害人有权提起精神损失赔偿的规定是不符合公平与正义原则的、不合理的，也没有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与当今注重保护弱势群体权利和反映法制文明进步的趋势也是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与《民法通则》的若干原则规定及高人民随后制定的《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还存在不和谐的矛盾，给司法审判活动带来无所适从和尴尬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法律的性、统一性和严肃性，这可以从下面的几组假设情况得到验证。
现行刑事法的全卷移送制度。2012年修改刑事法时，经过反复调研和权衡，认为全案卷宗移送符合我国国情和趋势，具有相对合理性，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该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嫌疑人的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做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应向移送“起诉书、案卷材料和证据”，采用全案移送的卷宗移送方式。
（七）佳证据规则，佳证据规则要求控辩双方向法庭提交文书证据时原则上应提交文书的原件，除法定例外情形之外，复制品不具有可采性。该规则也适用于录音、录像、照片、计算机打印出来的数据、文字图形等。对该规则的例外，要求具备法定条件，即除非复制品的原件确实存在过；提供复印件必经其他证据证明与原件无误；有可以用以说明原件与复制品一致的理由等。尉氏刑事诉讼律师-尉氏律师-高效便捷服务！